当前，开展积极有效的死亡教育显然更有紧迫性。
近日，“八旬老人不忍病妻受罪拔呼吸管”的新闻再次引发了大众对安乐死的讨论。
事件很简单，黄阿婆患急性心力衰竭和肺气肿，抢救后靠插呼吸管维系生命，随时可能死亡。丈夫徐大爷不忍心妻子受病痛折磨，就伸手将插在患病妻子咽喉里的呼吸管拔掉……所幸的是，徐某的拔管行为被现场医护人员及时发现。经紧急救治，拔管行为没有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。
安乐死，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一般是指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在危重濒临死亡状态时，由于精神和躯体处于极端痛苦之中，在本人或亲属的强烈要求下，经医学鉴定、有关部门认可，用医学的方法，使患者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全过程。
可以看出，安乐死是一个有着医学程序和医学伦理的科学命题。不过，安乐死却又不仅是一个医学的问题。在任何国家，安乐死都涉及法律、伦理、社会、家庭、观念等等的系列争论。换言之，个体生命自医学上出生的那一刻起，他的肉身就承载着多重的附加元素，重新定义和规训着他的一切，包括死亡。
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引入安乐死的概念，我国对安乐死的讨论已经超过了20年。有人说这是对病人的解脱，有人则认为这是彻底的谋杀。20多年间，对于“死”，对于“安乐死”以及“能否选择安乐死”，国人没有一致的意见。
因此，立法部门对安乐死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态度，没有打开合法化的切口，所以，给病人实施安乐死是违法行为。对实施积极的安乐死的行为，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。
生与死是一组对立的矛盾，谁都无法避免。就中国家庭来说，对于新生命的诞生，全家会全力以赴做好准备。但对于死亡的话题，很多家庭是讳莫如深，并不能坦然面对。学会了优生，却不懂得优死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死亡教育观。甚至在很多人眼里，死亡表征的神秘性、不可逆性、不可知性，代表着一种令人恐惧、给人威胁的力量。
于是，对于危重濒死的家人，很多家庭宁可痛苦地让他活，也不敢有尊严地让他死。因为面对着前述的法律、伦理、社会、家庭、观念等的系列争论，谁都难以在生命的长度和质量中作出选择。电影《天道》中的大哥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，“就算是父亲是植物人也不能拔管子，我是长子，我不能让别人说我们做儿女的不孝顺，不能让人家背后戳脊梁骨。别说家里还有点钱了，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保住爸的这一口气。”
生命权是基本的人权，也是最高的人权。在步入老年化时代的今天，我们应当学会面对死亡，既要有质量地生，如夏花般灿烂；也要有尊严地死，如秋叶般静美。然而，“安乐死”是一个复杂的议题。在相关配套制度以及现实条件还未具备的情况下，法律不可能允许“安乐死”合法化。
因此，当前，开展积极有效的死亡教育显然更有紧迫性。这一点恰如白岩松所说，“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，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。”
